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围绕全球经贸治理及一些规则走向，出现了很多新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全球经贸规则正在经历二战以来广泛而深刻的一次变迁。前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也指出，全球贸易治理必须适应全球化挑战而变得更加有效。伴随TPP、TTIP、RCEP等一批大型区域贸易安排的兴起，围绕新的更高标准的经贸规则讨论，也出现了很多不同声音。总的来看，尽管很多重量级的谈判还在艰难进行，规则的讨论也尚未形成定论，但这一趋势的演进却是不容置疑的。

一、引发全球经贸治理及规则变迁的两大背景

第一，全球价值链深化对国际贸易本身带来了变化，由此引发了出台新规则的商业诉求。不少研究认为，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形态，因此传统的多边体制及规则体系也应顺应这些变化，从着眼于单纯削减保护主义壁垒转向更广泛的贸易治理角色。国际贸易问题专家Richard Baldwin（2014）曾撰文详细论述了这种改变，他认为过去商品通常是在一国生产、另一国销售，需要跨越边境，因此贸易主要关心如何卖掉商品，贸易协定也主要关心的是关税这些跨边境措施。但是全球生产和价值链的形成改变了这种局面，使得贸易的背后生产和销售同样重要，由此带来了四个方面的规则诉求：一是贸易的定义重新改变，由全球价值链所连接的贸易本身，成为跨境商品、服务、投资和知识产权流动的一个组合网络；二是更加复杂的商业活动呼吁更加复杂的贸易协定，后者需要确保价值链上的商品、服务和资本可以自由跨越边界，以及与全球价值链相连接的各种有形和无形产权被尊重和保护；第三，政府的驱动力发生转移。过去二十世纪的贸易协定背后，讨价还价的关注是“我成为你的市场”，但二十一世纪完全改变——对富裕国家来说关注的是如何增强有助于维系其企业竞争力的供应链及其规则，而发展中经济体则不同，也迫切需要通过深度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进入推动产业发展的快速通道。第四，GVC也改变了贸易治理。全球价值链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区域整合，使得其在治理层面也多数基于区域的考量。

第二，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对各国对外战略和利益带来新挑战，由此引发了修改规则的政治诉求。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全球经贸治理的演进原因。Tim Josling 和Christophe Crombez（2013）认为，美欧之所以加快推进TTIP谈判，很大程度上源于两个方面：共同的经济诉求和规则诉求。前者着眼于在经济低迷情况下获取最小的谈判成本和最大的谈判收益；后者则源于两者在劳工、环保等一般发展中经济体难以接受的高标准上的近似立场，这将更容易帮助贸易谈判推进者获得其国内保护主义力量的支持。2014年，美国副总统拜登（2014）也撰文指出，当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是，走出一条发挥领导作用、发展一条反映美国价值观的新道路，还是在新秩序形成之际袖手旁观？他还在文中映射批评了那些“匆匆设置保护主义壁垒，并扭曲本国经济、偏袒国有企业的国家”，指出当前美国谈判的协定与此前有所不同，其中包括了采取空前举措保护劳动力标准、环境和知识产权以及反对偏袒国有企业行为等内容，这包含了过去二十年“全球化的教训”。显然，这些规则提出的背后反映出不同经济体对全球化及其自身竞争优势的新一轮反思。

二、焦点讨论之一：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一体化安排的平台之争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自贸区迅猛发展与多哈谈判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全球经贸格局演进的一大特点。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在未来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进程中，究竟哪一个处于主导地位？关于这一个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WTO在引领新的规则过程中难以担当重任，区域或双边自贸协定更有竞争力，尤其以TPP和TTIP为主导。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阿泽维多在2013年9月上任的时候就曾警示，如果在巴厘岛无法形成任何实质性成果，WTO就会被边缘化。不少研究人员也提出了类似判断，Arvind Subramanian（2013）认为，多边贸易体系正在面临威胁，自由化进程越来越多地发生在WTO之外，或者通过单边改革措施，或者通过不断增加的区域贸易安排来推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高级研究员弗雷德•柏格斯滕（2014 ）也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TIP)二者加在一起，可能会带来历史上最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它们的另一个目标是成为21世纪全球贸易规则的模板。

第二类观点则认为，RTA对于多边体制更多是补充而非替代。例如Lucian Cernat认为，近年来出现的大型RTA只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垫脚石（stepping stones），因为其不仅促进了区域的深度一体化进程，而且由于其对规则的引领作用，将在未来对向多边规则回归起到正面的溢出效应。关于二十一世纪区域主义的特征，Richard Baldwin也提出了类似看法，他认为早期的“区域主义”具有“排他性”特征，但新的区域贸易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增强全球生产网络，因此继续沿袭“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等这些老的概念，在很多场合下是无益甚至是有害的。

第三类观点相对折衷，认为多边和区域平台各有侧重，不排除二者相互促进推进全球经贸规则发展的可能。一些学者认为，尽管多边谈判受到效率低下的阻滞，但多边推动的一些诸边谈判正在成为应对新问题新领域的重要机制，具有继续引领规则变革的生命力。例如拉兹恩•萨利就认为，旧式的多边主义有其局限性，需要采取新型的多边主义——即在一群较少的成员之间进行谈判的模式（也被称之为“诸边主义”、“少边主义”、“关键多数决策”、“自愿联盟”“世贸2.0版”等等）。在这些谈判机制下，一些利益相似的群体可以就一些规则展开充分讨论，典型代表就是《政府采购协定》以及在谈的《服务贸易协定》等。

事实上，上述三类观点各有侧重，并非截然对立。无论怎样，未来全球经贸规则的演进必将经历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和谈判妥协进程。

三、焦点讨论之二：围绕新规则和新议题的讨论

尽管多边和区域在引领全球经贸治理中的角色孰轻孰重，尚难以形成定论。但围绕新的规则建构和讨论，却一直没有停止，并突出表现为两个大的趋势：一是修改、扩展或整合既有的规则，如服务贸易、跨境投资等；二是越来越多地涉足一国的内部政策规制领域，包括知识产权、劳工原则、环境规制，甚至食品安全、烟草管制、金融服务等新的内容。

具体来看，新的规则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平台和领域（表1）：

表1：危机以来各个经贸领域规则的讨论平台和主要内容

尽管与经贸相关的很多规则领域，都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趋势，但事实上这些规则能否形成共识并付诸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围绕着这些规则背后的理论、导向和实践，学术界仍有不少争论。但从目前情况看，发达经济体及其智库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命题的讨论中鲜少听到发展中经济体的声音。这也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加强对这些规则的学习、研究和跟进，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之中，发挥出真正的建设性角色。